东门老街是深圳名气最大的商业步行街所在地。这里有中国内地第一家麦当劳、中国内地第一家百丽、深圳第一家新华书店。如今,逛街购物不再是人们来此唯一的目的,去年十月以来,全国各地户外主播集聚东门,让这里又多出了“网红直播街”的新标签。
户外主播来自五湖四海,职业“走播“更是全国巡游,他们跟着热点跑,在一个地方播一阵子,然后再到下一个地方,像候鸟一般。很难说是主播们的到来带来了流量,还是东门自带话题,一位主播称东门为“天然巨大流量池”,高峰时期,每天大约有70组人同时开播。
凶猛的流量下,发际的故事流传甚广:网传,一位网红主播打PK,一晚上收个几百个“嘉年华”,一天收入高达几万元;更有传奇色彩的是,一位名不见经转的小主播,在东门直播的成绩引起了上海某MCN公司的关注,成功签约,实现了阶层跨越。
这种推送在短视频平台上传播开来,它们带着某着便签出现:比如“东门四大天王”“东门某某某”之类的号,主播们为东门打出口号,“东门不大,创造神话”。东门火了以后,有很多不同的声音,有人骂他们“牛鬼蛇神”,网友形容东门现在像一座“动物园”。抱着许多好奇,3月,我在具有鲜明岭南特色的商业街上,来来走了好几天,试图寻找发家致富的故事。
与想象中不同,大部分主播并非“网红脸”,也没有专业的才艺。他们有的在东莞做生意失败,亏了几十万,抱着博一博的心态,趁着热度到了东门直播;有的从遥远的地方赶来分食红利;有的苦于无法变现而忧愁。在这里,人们说得最多一句话,“吃死胆大、饿死胆小”。只需要一点勇气,一部手机,一个手机支架,任何人都能“支棱”起一场直播。
东门成了新的掘金之地,“野生主播”们逐梦东门直播街,怀抱着改善生活的朴素愿望:当上主播每月赚到万把块钱。
如今来到东门,比地标性的中国内地第一家麦当劳更快映入眼帘的,是几乎每隔两米就站着一位的主播们。
下午3点,步行街熙来攘往的人群汇集成一条流动的河,男男女女的主播也在此刻倾巢而出。他们或是背着大包或是推着拉杆箱——里面全是直播的设备,补光灯、声卡、音响、线w毫安的充电宝,还有缠作一团的几十根数据线和两三台手机。
十几个直播支架直接架在解放西广场中央,插上声卡,调试好话筒,低音炮响起,直播正式开始。
就像进入了一场亢奋的露天秀场,遍地都是景观:你能看到有人穿着皇帝的服装,举着长长的杆,边舞边唱;也会遇见穿着清凉、化着浓妆的年轻女孩儿,大幅度地扭臀摆胯;蹦迪版的抖音神曲《科目三》响起,年轻小伙全身的关节像打了油一样顺滑,甩动手臂疯狂旋转。
这里每个主播都有自己的表演风格。卖唱的、扭腚的,扮小丑的、变魔术的。一位中年男主播,身材微胖,不高,穿着花衬衫、花裤子,乍看上去,过于普通,不太可能让人多看一眼。但怕什么?这可是在东门。他把音响打开,举过头顶,对着电子设备屏幕喊麦,旁若无人地起舞:摆头、弹腿、扭臂,动作之野像要崩裂肌肤。
在街头直播,几乎所有主播都会将自己的账号打印出来,挂在直播架上,用于线上涨粉。每个人都有属于自身个人的艺名,你会看到那些响当当的名字:“东门炸天天王”“深圳皇帝”“天王巨星”“吕布杰克逊”,一位主播在主页上写:年少读书不努力,长大深圳杠竹竿(注:直播竿);另一位主播把野心打在直播公屏上:梦想1000万粉丝!
这里是户外直播网红们的主战场,也是流量最高的一条街。网络流量转换成了真实世界乌泱泱的游客,人们顺着网红直播打卡地的线索摸到这里,一睹东门老街上的“奇观”。
放眼望去,观众里三层外三层围着的,不用怀疑,那中间必定有一个正在跳舞的女主播。
27岁的阿梓长相甜美,长发披肩,为了跳舞方便,她衣着紧身短裙,展现出窈窕的身材。抖音上她的粉丝总数过百万,是东门小有名气的网红。下午三点,是她固定的开播时间。直播刚开始,她就被人群团团围住。
“家人们,注意安全”她用嗲嗲的音调回应现场的人群,又对着镜头缓缓摆动身体。在阿梓的身旁,站着她的弟弟,也是她的摄影师。他用云台运转手机,紧盯着屏幕,关注着直播间里的动向。五分钟后,直播间的在线观众数量就突破了一千。
“安全带系好了么?准备出发!”热舞开始,她跳起招牌舞蹈《恶龙咆哮》。整条街都成了她的秀场,一边走一边跳,她走到哪,人群就呼呼地跟到哪。屏幕里,粉丝们列队入场,屏幕外,几十部手机正对着她拍照,围观的人群中,不只有凑热闹的看客,还有许多“扫街主播”,如果镜头捕捉到她,直播间的人数会增加三倍多。
曾学过几年舞蹈的爆爆,是国内最早做“走播”的网红之一。所谓走播是一种新的表演形式,就是在户外不停地边走边跳。2023年8月她在东门直播,无意中发现流量很可观——过去,她积累了七八十万的粉丝量,来东门的某一天,突然创下21万人在线多万。
阿梓清楚的记得直播的第一天,那是2023年11月,她下了飞机,感到天气太热了,先是回酒店换了套衣服,紧接着拿上手机支架,来到麦当劳门口的广场上,开启直播。整条街上只有3个人做直播。直播没一会儿,她就被一群游客围观,驻足、拍照。此前她在其他城市做直播,从来就没引起这么大面积的围观,她被这样的场面所吓到。
真实世界里的观众就像是“背景墙”,引爆了全网的游客。慢慢的变多的户外主播闻风而动。2023年年底,千万粉丝级别的网红冯提莫到东门,一场直播险些造成拥堵事故;甚至明星都在这里播,晚上你总能看到卖力唱歌跳舞的男子刘洲成,搜索引擎上对他的介绍是:中国男歌手、来自曾经的偶像组合“至上励合”。
抱团直播也还是为了流量。有主播曾尝试在户外积攒粉丝后转回室内,结果流量一落千丈,只得选择继续在东门播。更神奇的是,在东门的主播越多流量越好。“只要刷到一个在这里播的,你接下来会刷到这一片的(所有主播)。”阿梓说。
或许只有深圳这座城市才能孕育出这样的露天秀场。一位主播提到在其他城市做直播时,总会迎来旁人奇观的眼光,但深圳不同,“路人真的会带着欣赏的眼光看你。”适宜的气候也是吸引主播来的原因,进入10月份,北方冬天的户外早就待不了人了,但深圳户外直播跳着舞还能穿短袖。
它的兴起也受益于当地政府的包容。你可以给喜欢的主播投屏到大屏幕,可以用传统方式卖艺乞讨,也可以摆地摊赚钱。
傍晚7点,东门步行街的氛围达到顶峰,补光灯打亮,音响震动强烈。有人手里拿着烤串,更多人举起手机。此时的广场聚集了超过千人。围观的人越多,主播唱歌的声音就越大。我在人群中穿梭,突然被一个陌生人搭讪:“你也是专程过来看直播的?”他问。得到肯定的答复后,他挑起眉,表情自豪地说,“让你大开眼界了吧,看看这阵势!”
在主播的人群里走一圈,你会发现他们大多长相普通、设备简陋,和围观的普通游客并无二致。
38岁的田杰总是穿着同一套服装出现,上身是深红色的衬衫,下半身是金黄的裤子,黄色鞋子的顶端翘起。比起行头,更让人在意的,还是那张脸。灰色的斑纹如此之大,布满整个脸部,看着有些骇人。直播时他从不开美颜,有观众攻击他的面部,对此他表现得无所谓。
“我是残疾人,你晓得吧”,听说我的采访意图后,他露出苦哈哈地笑容,伸出手给我看。那双手,五个指头的关节肿突出,骨头也变形了,指缝歪歪斜斜的。
除了脸部,不规则的斑纹遍布他的全身,肚子上,背上,腿上,他自诉那是大火烧伤后留下的痕迹。
这天晚上7点,他关停直播间,连续播了三个小时,衣服都湿透了。收拾好设备,他要暂时回自己的出租屋休息。来东门两个月,他已经搬了三回住处。
起初,为了省钱他住在关外,坐地铁单程要一个半小时,这使得他晚上无法直播,稍不留意就会错过最后一班地铁。年后,他下定决心搬到东门附近,走路十几分钟,房租一个月1800元。那仅能称之为一个睡觉的地方,摆放着一张高低铺,一张桌子。
为了赚回房租,他只有拼命直播,下午3点到7点,第二场直播从晚上9点开始,有时会持续到凌晨。休息间隙,他向我讲起了自己的故事。
他来自湘西农村,4岁的时候,外婆家发生了火灾,火引爆了酒精瓶,他全身80%的面积被烧伤。这场事故中,同时受难的还有他两岁的妹妹。田杰说,家里拿不出更多的钱,只能选择救一个人。他在医院躺了三年,妹妹在家里挨痛。“我妹妹真的很可怜”,他不忍再说下去。
命运不会以人的意志为转移。妹妹被火烧成像得了侏儒症一样,长不大,智力也不行,没能活过18岁。侥幸活着的人也饱受苦难,他的人生看不到太多可能性,高中毕业后只能外出打工。他当过农民工,开过摩的,修过手机。
枯燥的生活里,只剩下唱歌。他把手机里的音乐打开,跟着旋律放声大唱。音乐给了他慰藉,他说,生活有多苦,他就唱得有多开心,把愤懑全吼出来,尽情地发泄。从此,他找到了新的道路——在城市的各个街道口,靠卖唱赚钱。
唱歌全靠自学,他爱唱一些被命运捉弄,仍然奋斗不息的歌,又或者是带着行走江湖气质的歌。比如《我们不一样》《只要你还需要我》,这些歌词带着某种注脚,和他融为一体。
后来线下卖艺不被允许,也被人赶过,他把唱歌放到了线上。他是最早做直播的那一批人,2021年就开始了。起初做直播他没有一点经验,只会独自对着镜头呆呆地唱歌。唱了一首又一首歌,在线观众人数从未突破过百位数。后来他慢慢摸索,学着和网友聊天,不直播时也会拍摄短视频,打造自己的“人设”——一个在底层摸爬滚打,不向命运低头的主播。
在东门每个主播都有自己的故事。24岁的安妮做主播已经三年。做直播之前,她独自一人在县城老家摆流动摊位,卖一块钱一串的香肠。早出晚归,一天的营业额也不过几十元。偶然地,她把自己摆摊的日常发在抖音上,引起了MCN公司的关注,她就这样走上了直播。
开始时她只在室内直播,聊天,偶尔也跳跳舞。做聊天主播,她不懂怎么活跃气氛,只能硬找话题聊。除了直播就是睡觉,没有社交,长期下来,她感到自己患上了抑郁症,甚至有几次自残的行为。
一年前,她强迫自己走出来,成为一名“尬舞主播”。所谓尬舞就是随着音乐的旋律,发挥自己的个性,跳出不同的动作。跳舞的时候她感觉自己又活了。
每天长达几个小时激烈的跳舞,使她的腿部经常要忍受剧痛,去年严重的时候,两条腿发颤,脚踝处肿得老高,关节处有积液,无法行走。她休息了一个月,感觉好一点了,又开始猛跳。
她需要钱。2022年,安妮的父亲患脑溢血住进了医院,2023年病情又再度复发,请护工照顾了几个月才慢慢好转。她的母亲也常年身体不好,失去了劳动能力。父母都在湖南老家,一家的重担需要她来承担。安妮说她没有文化也没有学历,如果不做主播,她也不会有其他出路,只能重回路边摆摊。主播工作是她能力范围的最优选。
直播的准入门槛较低,直接打开直播即可,几乎每天都有新人加入,他们被业内戏称为“野生主播”,刚刚起步,粉丝量不多,且没有专业的团队运作。
我见到刘扬和阿起的那天,他们刚到深圳三天。两人在云南认识,觉得彼此有缘,便决定搭伙直播——一方直播时,另一个人就充当摄影师。
刘扬39岁,戴着墨镜,穿黑色的衬衫和西裤,一副大哥的气质。他说起之前的经历,是一名装修工,帮人粉墙,做了8年之久。粉尘对身体伤害很大,他的身体开始受不住,年纪慢慢上来,以前的生计不能继续,只好出来另寻他事。他自称是短视频平台的深度用户,说起各类主播和短视频博主都熟门熟路,看到慢慢的变多的普通人在短视频平台上收获粉丝、流量变现,他也动了直播的念头。
比起一般主播,他的直播设备相当抢眼,单反相机、声卡、话筒,都是最好的,加起来差不多10万块钱。他把打工多年的积蓄,全部投入进来,决定大干一场。
这似乎就是东门主播的底色了,一群底层的,悬浮之人。他们大多在小地方出生,早早结束学业,进入社会打拼。我见到的主播还有:外卖员,做生意失败的餐饮老板,导游,跑龙套的演员,失业的水利工……像田杰说的,“来直播是因为穷”,在流量时代,他们都幻想直播是一场穷人翻身的机会。
在东门,我还遇见了一个自称网红级别的大神,他称呼自己为“天王提桶哥”。他长得很瘦小,背着背包,穿着拖鞋,牵着同样瘦弱的狗。“你不知道我么?我很火的。”说着,他打开账号让我添加关注。他有很多账号,每个号的粉丝都不超过5千人。
“提桶哥”说起自己最有名的事例,一年打了1000多份工,干一天就跑路。他在广东生活了10多年,最近他来深圳的目的,是为了和东门的主播竞争,“线年了,只是网上知道我的人还不多。”他说他要让自己更出名,又说有老板要包装他。
过了一会儿,那个他称之为老板的人来了,一个微胖的中年男人。他支起手机支架,打开直播间,开始介绍:“家人们,今天天王提桶哥来到了我的直播间。”
老板将镜头拉近,对准了“提桶哥”的脸,又对直播间的粉丝说,“家人们我们今天的目标是众筹600元,筹到了我们就去下一个城市。”
我对这样一场“表演”感到好奇,问“提桶哥”包装的费用,他侧着身在我耳边偷偷地说:“他一天给我两百。”
在东门,跟人交谈,所有人都会说上这么一句:东门不大,创造神话。也不知道最早是从谁口中传出的。赚钱是主播们来这里的唯一目的,而东门、直播和深圳联系起来,多少总带些造梦的色彩。
这里从不缺乏造富神话。流传最广的,是关于一个流浪妹,在东门两小时赚5千元的故事。
“她以前在东莞流浪,要么睡桥洞,要么睡大街,白天睡觉捡瓶子、拍视频,晚上开直播,给网友跳舞、打PK,来到东门后突然爆火”,熟稔东门直播圈的谢定强向我说起流浪妹,更被人熟知的名字叫作“大嘴妹”。
“我亲眼看到,就在2023年平安夜的晚上,她就在麦当劳楼下门口直播,两个小时,直播间打赏5000多元。”他语气信誓旦旦,“直播肯定是赚钱的”。
谢定强是这里有名的“蹭播”,也俗称“第三视角主播”。不出镜,不表演,只是将镜头对准那些被围观着的主播,哪里的网红有人气、有看点,就把镜头对准哪里。他戏称自己是“战地记者”。为什么来东门?他将眼睛睁大,露出夸张的表情:“我蹭播四小时能挣400元起,还有各款美女看,你说我为啥不去?”
他身高1米84,在“蹭播”群体中占据优势,随身背着一个贴有自己账号“深圳户外”的双肩包。翻看他的主页,很多都是深圳各个旅游景点推介,比如世界之窗、欢乐谷等。他的本职工作是导游。2019年他与朋友合伙创办了工作室,刚要干一番事业,就碰上了疫情,行业受到重创。压力之下,他琢磨起自媒体,利用业余时间做直播。来东门一个月的时间,涨了1.1万粉丝。
做直播谢定强目的明确,先涨粉,再卖货变现。“光涨粉没用,早点换成真金白银才是正经事。”这一点,他深以为然。
这天,他打开账户后台,向我展示“成果”。“昨天我录了个视频,卖了三本书,再加上代售门票的钱,和平台对分,差不多也有五六百块钱的收益。”他提到一位同行老乡,账户粉丝有70多万,播一些深圳的怀旧题材,但还是不赚钱,“号基本算是废了。”
东门火了以后,有很多不同的声音,有人说做直播的人都是好吃懒做,谢定强不同意,“没偷没抢,各凭本事赚钱”。也因为此,他是最懂平台直播规则的人。现实中,直播间的观看人数并不能给主播们带来实际收益,他们还需靠打PK,索要打赏、礼物获利。
谢定强举例,如果一名主播一晚收到价值100元的礼物, 扣除平台的分成50%,剩下的50元会打到主播的个人账户。在抖音,音浪是抖音直播的虚拟货币,10音浪可以提现1元,送出一个“嘉年华”,要消耗3千人民币。
他最喜欢的就是在一些人气高的主播的主播间里蹲守,粉丝每刷一个礼物,他就在心里默默记下。“想着怎么赚钱的时候,你就会去想要研究”,他有很多个变现计划,带货、做探店达人、教人做自媒体。
他还有自己的微信群,里面都是“战地记者”,现在快40人了。发财梦人人有份。谢定强说,所有人都在找流量,等粉丝涨到少数,就去做自己的事。现在他不常来东门了,他要为粉丝持续寻找新的热点。
他把“蹭播”当成了自己的工作,在主播开播前,凑上前去,请对方为自己的视频录两句线个主播。他说其他人拍不了那些作品,不是谁都能拍的,“还是要人缘好”。
“火龙果”说,此前,直播街没形成氛围的时候,那些主播很不喜欢他们来蹭流量,但现在,“主播身边要是没有一‘蹭播’说明你还没有被认可,反而在这边不好混,做什么事都要人捧的。”
热闹的聊天中,他以骄傲的口吻谈起他在东门直播圈的地位,前两天,有外地新人主播来,向他打听东门的规矩,还给他发了红包。
户外直播和传统的街头卖艺有相通之处,都有一片江湖。泡在直播圈里久了,“火龙果”总结出很多规律。主播与主播之间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:几个大主播开播的时间段都是相互错开的,你3点我就4点,彼此互不干涉。
女主播一般都能赚到钱,美颜一开,跳跳舞,聊聊天,大多数都有人刷礼物,至于男主播,除非长得特别帅,要不就是有过硬的才艺。
但这些都还不是最重要的。他说起“大嘴妹”赚钱的秘密,“她有一个干爹,那个男的觉得大嘴妹像自己的女儿,每个月都会给她刷个几万块钱的礼物,渐渐地人气越来越旺。”他总结道:“只要有一两个榜一大哥,再来点散票,一个月几万块钱好挣”。
两小时赚5千元的财富神话让许多人趋之若鹜,在东门,我不止一次被陌生人搭讪,对方第一句话总是,“你玩直播么?带我一个”。人人都想进来分一份羹。
大圣和他的发小也是其中之一,“我们年轻就是要出来闯一闯。”他们搭起直播架就开始在路边唱歌,不时还拉来路人一起互动。
一个约莫40来岁的老哥引起了我的注意,他原本是围观的群众,被主播临时邀请唱歌也应对自如,丝毫没有心理负担。
老哥说,他原来做水利工程,白天干活,晚上就和工友们一起唱歌,他也做过主播,就只是当作娱乐。在他看来直播不是一般人能玩的,要放得开,脸皮厚,还得交出自己的尊严。“直播的人本来就被人瞧不上,就像乞讨一样,攻击你的人,骂你的人太多了,天天这么被骂,谁心情好得了?”
我在东门走访的第三天下午,看见了传说中的“大嘴妹”。她穿着黑色的T恤,黑色的长裤和一双运动鞋。此前,我在她的短视频里,看到过她落魄的一幕,那时她头发邋遢,穿着脏兮兮的T恤,拖鞋,在垃圾桶捡废品。与现在判若两人。
东门从商业街变身成为“网红街”,头部网红的带动是一个因素,但更重要的还是平台规则的变化以及流量的走向。
“它今天可以让你当王,明天就可以不给你流量。” 女主播“小荔枝”在东门直播了三个月,她深谙直播的规则,“平台每天都有考核,一旦在直播时有一点不合格,就会失去流量”。就算没有不合格,流量也不稳定。
“小荔枝”容貌出众,浓眉大眼,身材窈窕,是一个美女。不仅如此,在浩浩荡荡的直播大军里,她算得上是为数不多的以专业傍身——是一名专业的舞蹈老师和编舞师,拥有13年舞龄。显赫的履历一览里还有这样的表述:邓紫棋的舞蹈老师、陈伟霆的广告女主角、蔡依林的舞蹈mv替身。
我看到她的时候,她正站在街角边直播,边跳舞边和网友互动。见她关掉了手机,我走过去刚要和她攀谈,她摆摆手,“对不起,我还在直播。”接着从包里又拿出另一部手机。直播从下午3点持续到晚上8点, 5个小时,她没有离开过直播间一步。
后来我才知道,她有三个抖音号,每天直播三场,每个号一场。“现在有流量的直播间太多了,任何一个人都可以直播,没有门槛”,她说,努力是没有用的,必须拼命。
作为一个专业的舞者,“小荔枝”最早在上海做舞蹈老师。在不同的舞蹈机构里教课,有时一天要赶好几场。教课之余,她还接一些广告演出。如今这段相对充裕的经历,被她描述为:混日子,没有前途。“接商业广告也好,当舞蹈老师也好,只能被动的等别人发单子,你是属于底层的。”她不甘心过这样的日子。
她的人生也曾到达过高点——她曾是陈伟霆香飘飘的女主角。她轻描淡写地描述被选中的过程,有一种阴差阳错下的幸运之感。在那场原本已经内定的选角中,她只是8个伴舞之一。再拍了好几场之后,广告商突然又开始新一轮的选角,这一次她当上了女主角。“可能是我上镜好看吧,当然也看总实力。”她觉得没什么好炫耀的,“运气好而已。”
这份运气让她小小出了名,也给她带来了一些机会。有人邀请她进剧组拍戏,她很高兴地问对方一个月工资多少,对方说反正有几千块。“4000元”,她伸出手指比划,在上海这个数连房租都交不起,她拒绝了。也有人找过来请她加入女团,她心动过,也拒绝了。后来,女团出道,还拍了一支MV,但很快被证明是一场泡沫,公司后续没有更多的资产金额的投入,女团解散。“我听说她们又跑去接演出了,想想看,从高点重重跌落的反差,我接受不了”,她说。
没有其他选择,只能继续跳舞,但靠跳舞维系的生计也不牢靠。疫情期间她接不到商演,舞蹈课也渐渐少了,那一段时间,她回到老家的家中做直播,“来一个欢迎一个”,镜头前她免费给网友跳舞。
去年11月底,她寻着流量来到东门,身处网红直播街这一高地,迅速涨了1万粉丝,她收到最多的一次直播间打赏,是3000元左右。
但赚到钱,并不是持续性事件。她直播流量最好的一次,直播间观看人数达到五六十万,同时在线 万多,但当天并没有给她带来丰厚的收入,所有的直播打赏加起来,到手只有50块钱。
“没有人比我播的更差了”,她不理解,“火的都是没有才艺的,要么就是哗众取宠,要么只是靠一张嘴。” 她感觉自己是东门直播街最不会运营的网红,没有团队,也请不起摄影师。普通观众哪会看你跳舞专不专业呢,相反有公司就有后台,有铁粉,“只要懂直播就行了,在正确的时候被人看见,有流量有曝光就火了。”
一条直播的铁律是:人气高不一定收入高,但没人气就一定没收入。也因此主播与主播之间虽然有竞争,但也细腻地维持着关系微妙的尺度。主播之间会互相“串台”,相互引流。有段时间“小荔枝”一天要去好几个人的直播间,“就当是交个朋友”,但时间一长,她受不了了,感到很累,“你会发现蹭别人流量没有用,还是不长久。”
她至今很少有自己的铁粉。“和大主播打PK也没有很好的方法,差距太多,她们有大哥守护,只有我没有。”她显得有些失落。前一阵子,东门因为“牛鬼蛇神”的低俗直播被网友开玩笑说是“动物园”,这样的言论也让她很不舒服,“我和他们沦为了一体。”
“小荔枝”说起这行的残酷,东门观众看热闹的多,主播没几个能挣到很多钱的。“大家都是维持温饱的状态。看他们好像赚很多,实际上一一扣掉,就没了。”
“赚大钱”注定只是少数幸运儿的传奇,哪怕身处东门这一流量高地,在温饱线上挣扎的是大多数。
摄影师“送笑宝”是东门直播街上最忙碌的人,你总能看见他的身影,他最显眼的,就是那一顶蓬松的黄色炸毛。这一天,他的档期安排得很满,“12点半拍,三点拍,五点拍,8点拍,完事后又临时加了一个”,算下来他一共拍摄了7个小时。
这还不是他的顶峰。去年12月东门直播登上了各平台的直播热榜第一名,他一天连续拍9个小时,就没有休息。摄影时他手握着云台,上下左右地来回挥动,还需要跟着主播不停地走动,运动量极大。“很累,但没办法,做什么样的事情不都是累。”
做直播摄影前,他在深圳公明卖柠檬茶,靠摆地摊赚钱。决定转行的那一天,他花900元买了一个云台,在家自学了两小时摄像和运镜,就开始来到东门当摄影师接单了。
一开始他免费给主播拍,在拍摄中摸索各种各样的拍摄方法,渐渐地也有了自己的名气,合作过的网红都叫他“宝哥”。
他的摄影按小时收费,起初每小时100元,今年价格提到了150元一小时。提到涨价,他解释说,自己住得远,离东门40公里,过年期间主播流动大,单子不固定,有时连每天的开销都不够覆盖。
价格提高后,他和主播、和同行的关系有了细微的裂缝,“主播觉得我把价格抬得太高,其他摄影师看到后,也想把价格提高。”他因此两面受敌。但他不想过多解释,他提到有些摄影师刻意把价钱压到30元一小时,“那真的是把市场搞乱”,他想把直播摄影做成职业化,不会轻易妥协。
事实上,目前在东门接单的摄影师就只有他一人。“大主播要不就自己配摄影师,只有腰部主播和小主播,但他们也不是经常需要摄影师,因为请不起,他不挣钱。”他说道。至于那些同行,他们也接不了单,“人家跟你不熟,主播不相信你的技术。花这么多钱了,你能给我做到什么?”
“送笑宝”能在大部分的网红面前游刃有余,很多主播在找他拍摄时,还是一个籍籍无名的小主播,他说,他们一起想办法,一起想内容,慢慢地合作过的人有些有了流量,成了大网红。
成了网红之后,他们大多数人都离开了。“你没钱,他会对你有一种看不起”,他说起人与人之间的关系,复杂又现实。“当他感觉你没有价值了之后,他就会疏远你,不会想到以前陪伴的日子,只会想你该不会是在巴结他。”
这一度让他感到很落寞。他来深圳15年了,做过服务员,卖奶茶卖炸鸡,做了很多种工作,没有存下钱,住180元一个月的出租屋,至今还在城市里飘着。现在靠摄影每天收入几百块,他月薪也能达到一万左右。但他省不下钱。他自诉每月开销最大的就是抖币,他已经往里面充了3万块钱了,为了去熟悉的主播直播间里打人气,刷礼物。“主播如果一直没收到礼物,会很尴尬很难做,我就会给他上一些礼物,让她至少不会有那种心理”,他说。
在这座城市的缝隙里,“送笑宝”试图寻找自己的位置。他不甘心只当一名接单的摄影师,“主播才是花,摄影师终究只是绿叶”,没有摄影的时候,他便在其他主播的直播间里客串,跳舞、唱歌。前段时间,有一个人找他搭档做直播,他欣然同意,但很快他发现两人不合拍,“我想播的时候他也想播,我拍摄的时候他刚好下播。”
来东门做直播的人们总在离开。人们几乎很少觉察到哪一个主播的消失,留下的人也不会主动提起。大家默认,他应该是挣不到钱,回家了,或者是去另外的地方寻找新的流量了。
这里不缺新鲜的面孔,总有主播纷至沓来。无论是主播还是观众,东门的人还是太多了。
2023年12月24日平安夜这天,许多人都想来凑凑热闹,主播沿街走秀,游客扎堆,警务人员不得不出场维持秩序,他们开着车将人群冲散。
除了极易发生件或是其他安全事故外,主播占道直播的情况也引起了东门商家们的不满,“最怕是围观的人群堵在我门口,客人进不来店里,很影响生意。”一位商家说。网络上,关于东门直播的争议也没有停止,很多人觉得,东门现在像动物园,群魔乱舞,拉低深圳市容,强烈要求整治。
12月26日起,东门户外直播被紧急暂停。得到“禁播”消息后,许多主播看不到有什么获得新收入的机会,纷纷离开,寻找更好的直播地点。
今年的1月1日,东门户外直播重新开放。开放后的东门直播,需要主播提前2天报备登记,通过“线上报备+线下发证”的方式,带证上岗。预约机制增加了许多限制,时间上单次只能预约4-5个小时,也不再允许主播在主街上直播,直播的地点仅有文化广场和解放西广场两个地方。解放西广场位置并不算大,但好在拥有一大片空地。
但地方变小,主播之间的竞争就变大了。同一个场地内,常常看到两个主播互相打pk,与此同时也有一些主播打“擦边球”——在规则要求的场地之外的地方边走边播。
阿梓向我透露说,户外直播越来越卷,不少直播团队为了晚上直播效果好,会配置一整套灯光设备,还带着电脑投屏,音响都是一两万块钱的,一般草根主播根本配备不起。除了卷设备,主播们也卷才艺。“有一个女主播直接在街上翻跟斗。”
更多的草根主播开始熬时间,捡大主播不要的流量,凌晨一点继续在出租屋里直播,而他们也被戏称为“亏电亏网费主播”。
不论如何,东门还是不断有新主播加入。这天下午,阿俊和他的搭档迪伽来到东门直播街,两人刚搭好架子,工作人员就来了,提醒他们不能在主干道上直播。他们事先不了解直播规定,临时预约也没有了位置,慌乱之下,只好搬到离东门约50米的大树下。
与绝大多数的主播不同,阿俊背着吉他,他介绍自己是一名唱民谣的歌手。来深圳之前,他在云南香格里拉,很出名的“大冰的小屋”唱民谣,后来,他和好友开了一家自己的酒吧。酒吧没有顺利开下去,他说是吃了没有文化的亏,不懂运营,还欠下了债。酒吧关闭后,2018年他来了深圳,靠在酒吧驻唱维持生计,业余时间在线上直播。
聊天中,阿俊说,他并非第一次来东门,去年11月他曾短暂在这里直播过两周,禁播事件发生后他就没有再来了。经过这一遭,他不愿意再来东门,“效果不好,人太多太吵,他不是听的人。”他更喜欢安静的公园。
“小荔枝”也打算离开。“我要坚持直播,但是我不一定要在这里了。在这里我的优势显示不出来。”走上直播这条路之后,她说自己最大的变化就是心累了,偶尔产生放弃直播的念头,但一想到已经放弃了舞编和广告演员的工作,她只能硬扛下去。
一些人的命运和直播发生勾连、然后被它改变。一天晚上,我与“送笑宝”站在麦当劳二楼的窗台上,看着底下密密麻麻的人群,他突然说,“我们是创造故事的人”。我认识到就是这样一群草根,野蛮成长,几个月前,无意当中创造了东门直播街。
不管未来如何,求富的野心不会停歇。站在高处,“送笑宝”立下雄心壮志, “隔天就去买一台苹果手机,开直播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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